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四月份，我在荷兰给一个中国代表团作翻译。我们住的是荷兰南部一个极小的城市。代表团里有人问我这个地方中文叫什么。那个地名读音很怪，我给他音译了一个大概，然后告诉他，“这个地方没有固定中文译名，姑且这么翻吧”。结果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人揪住每一个服务员刨根问底：“这个地方
这个执著的问题让我回味了很久：难道每一个外国城市都生来有一个中文名？
或许作为一个翻译，一个以在两种语言间搬运信息为生的人，最无奈的事情，不是感到不同语言间的鸿沟无法弥合，而是发现对大多数生活在单语体系中的人，那条鸿沟的存在和翻译为了沟通所做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挣扎，他们看不见。或许有的人从未意识到，萌发于一片有限的特定土地的语言，有时是无力植根于一片异域的事物命名的。
这种困惑是中文译者独有的吗？如果说，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代表了不同民族潜意识中对世界合理性的臆测，那么可以比较一下中西神话中最耳熟能详的几个片断。创世纪里有两个关于语言的段落：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让他给伊甸园里的万物命名，从此万物才有了名字；然后，为了阻止通天塔的建筑，上帝搅乱了人类的语言，从此让人类分散四方。中国神话里，第一次提到语言似乎是在仓颉造字――我一时想不出是否还有别的段落，不过好在，我只是在检讨自己的“一般知识”。
斗胆玩一下“阐释”。语言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物（意）与言的关系，二是言与书（言的固化）的关系。中文中，文字是凌驾于口语的繁杂迷乱之上的独立系统，我们的意识首先触摸到的是书与言之间的落差，是书是否能尽言的困惑。结果我们的神话，我们的潜意识，从一开始就把万物之有名看作是想当然的。殊不知，能指和所指本是性质迥异的东西，需要群居的人给这二者牵线搭桥。这样的神话在潜意识中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名字蕴含在万物的本质中（以为一块石头的性质之一就是名叫“石头”，一种与坚、白属于同一类型的内在性质），继而以为只要同一片天地所及之处，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语言，我们怀揣自己与生俱来的语言就可以毫无困惑地纵横天下，没有什么我的语言无能为力难以指称的东西?好像开头的那段故事?，也就没有什么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我不能征服、不能据为己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叙述，远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近到一卡在手走遍五洲，其潜意识基础是否可以追溯到这种对语言的自负？往小里说，行文赋诗时总强调“出处”，是否也是这种言实同体的观念在作祟――因为言物一致，所以一个意思只能有唯一正确的表达方法，即古人（那些更接近创世之初的先民）的表达。
汉语如此，西文又如何？
圣经故事中，似乎没有一个仓颉在殚精竭虑地打穿口语的易逝与文字的不朽之间的幕墙。从亚当给万物命名开始，人有了语言的能力，这种天堂语言没有歧义，如水晶般纯洁透彻，音义名实完美对应重合。――语言并非生来就蕴含在万物之中，但在创世之初毕竟存在过言物一致的黄金时代。直到因为通天塔，上帝搅乱了人类的语言，同样的事物有了五花八门的不同称谓。读西学东渐初期的各种笔记，比如“晚饭得食西国佳肴，名‘娄斯比伏’，系盈尺牛肉，炙以文火，调和无味，甘脆甚好”一类的记述，常常大笑，想象一个人初次见到世界另一个角落里种种不知其名的新鲜事物，从而第一次发现自己语言的局限。即便是各种语言中近义词汇，它们的涵盖范围也不再遵循统一的界标。就拿“语言”来说，英语里颠来倒去只是“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而已，这个概念到了法语里却被掰成了两半，ｌａｎｇａｇｅ表示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而ｌａｎｇｕｅ表示人类唇舌间吐出的语言，后者同时意为舌头（念诵语言的器官）。自从索绪尔如此区分了语言的能力和语言的活动之后，苦于分不出ｌａｎｇａｇｅ和ｌａｎｇｕｅ的英语读者只好硬造出“自然语言”（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词以示区别。西班牙语里，同样的概念甚至微分出了Ｌｅｎｇｕａｊｅ?ｌｅｎｇｕａ和ｉｄｉｏｍａ，有时被艰难地分别翻译成语言能力、语言体系和语言。很难说清它们之间究竟如何分界，与ｌａｎｇａｇｅ和ｌａｎｇｕｅ的分野是否有间或的重叠。
以这样五色杂陈的语言地图为出发点，我们在嗟叹日暮途远的同时，是否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翻译（或交流）的死角的存在，并且乐在其中？前年，法国出版过一本欧洲语言中无法翻译的哲学词汇词典。操持不同语言的人，承认彼此的心智之间都有难以相互言传的一部分，谦恭地尝试接近这种神秘，这种小农式的安贫乐道，未尝不能通向一种和解的宽宏。可是，多数人似乎终究还是不甘顺适现实的纷杂，他们遥想着失落在通天塔下的“亚当的语言”，为那个普天下同唱一首田园牧歌的时代而惆怅，然后努力在人间，比如靠推行一种世界语，复制出先民的乌托邦。――语言的边界，交流的死角，在我们是无可想象的天方夜谭，在彼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人类一切罪恶纷争的根源，需要扫平而后快，两种神话终于殊途同归。
如今，由世界语而世界大同的理想已是明日黄花，但与世界语运动花开并蒂的另一股潮流如今却日渐兴旺：攘外既然不得，那就先“安”了每一种语言“内”的万千分歧吧。只就翻译而论，任何一所培训技术翻译、文件翻译、国际会议翻译的学校，原则上都是一丘之貉：你必须使用“标准化”的专业语言。这个容易理解：无论是核电站操作手册还是外交照会，言语稍有模棱都要天下大乱的。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学习用标准的语言来翻译经济文章，很仔细地钻研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工业基地的措辞。――我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这类文体，乍看之下，那明明白白是方块字普通话，但就是无法感到人在海外对母语应有的心理温情和身份认同。如果这是“标准”中文，那我所操持的又是什么？
那一刻的惶然过后，我想，所谓语言的“标准化”以及歧义的取消，其实是语言的“术语话”，是与现代大工业日益明细的分工相伴的。尖端的技术需要异常精确、高效的语言交流，也就只能把语言磨砺掉一切暧昧因素，让每一个词汇涵盖的现实尽可能地少――术语学的开山始祖Ｗｕｓｔｅｒ，原本就是个工厂主。本来，只是为了提高工业语言的效率，我们把现实世界和指称这个世界的语言一起，细细切割成一个个“学科”，依次放进抽屉，便于检索。好比一个有血有肉性情丰满的人，可以今天穿Ｔ恤，明天穿西装，后天以屋宇为?衣，任何一种语言脱离语境时几乎都是这样水无常形。但是如果给定一个具体的背景，比如出席人代会，你只能西装革履。一篇文章的体例，（以及界定文章体例的职业系统规则）就是一个具体的背景，有它的潜规则，要求你（这种语言）只能以这种面目出现示人。语言的丰富复调依然还存在，只是在这个语境下被掩藏了，只要操持语言的人保持惊讶的能力，它就会自然重现在另一个语境中。可是，人一旦把手伸进了某一个抽屉，常常失去打开其他抽屉的欲望，继而忘记它们的存在，只能在荒凉的主专业路上孤独地走下去。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单向度的人”（ｏ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工业化时代心灵日渐贫乏萎缩的人，除了流水线上的一套流程外再无话可说；哪怕对于操持语言为业的人，如果文学的追求堕入一种排他的自恋，未免也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单向度”。
语言是“器”，是交流的手段――抑或也会成为切断交流的手段？每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都意味着一整套语言的消亡，有一个抽屉从此再也不会被打开。奥威尔“新语”（ｎｅｗｓｐｅａｋ）的梦魇，结构主义的经典语录“我被我的语言所思想，除了我的语言中可思想的内容外我无所成想”――从来生活在复制时代大一统语言中的人，似乎理所当然地以达到“透明”为最高理想。能被轻易理解的单维世界里，翻译还会存在死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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